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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金融賦能上海“三大任務”

            發布時間:2019-05-06 22:35

            作者:邵偉

              上海自貿試驗區新片區規劃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和科創板建設,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布置給上海的三大新任務。“三大任務”肩負著承接國家戰略和可持續發展以及新制度試驗后可輻射可推廣的重任。筆者認為,內生機制安排是降低制度成本、提升市場效率、實現“三大任務”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而著力數字金融的媒介作用至關重要。
              “三大任務”共同培育新動力
              1、上海自貿區新片區建設的內生動力為發展離岸經濟、創新經濟、總部經濟和數字經濟,強化實施差別化的探索,形成適應轉口貿易、離岸貿易、服務貿易、自由貿易港、離岸金融等新的增長極,上海自貿區新片區需要形成服務長三角并輻射全國的資本市場基地,培育科技企業孵化器和加速器,以及金融科技產業生態的示范區,創造金融為科技助力,科技為金融賦能,聚焦“中國芯”、“創新藥”、“藍天夢”、“智能造”等科創母基金作用,需要在金融資源供給端建立以法制和信用為基礎的現代化多層次開放、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金融資源配置體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讓創新活力充分涌流,需要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級。為此,在借鑒國際市場金融服務經驗的同時,探索適合國內市場內生動力發展的新路徑,是自貿區新片區建設的核心所在。
              2、科創板建設的內生動力 科創板及注冊制試點是要將具有強成長性企業,從市場競爭中篩選出來,通過更具包容性制度建設,建設能支持創新的資本中心化的機制,提升服務具有核心技術、行業領先、有良好發展前景和口碑的企業的能力,扶持和培育符合我國經濟內生增長特性的新動力。
              3、長三角一體化建設的內生動力這是以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區域共建共享作為戰略合作的新模式,如G60科創走廊的交通要素變身為創新高地,就需要打破區域間的行政等級格局,建立“城市聯盟”成員間共享的自治組織體系,需要形成尊重地區發展規律、跨行政區協同、市場化權利與利益處于同等地位、同等價值的核心機制。因此,市場主導和政府引導并舉的長三角一體化制度建設,成為了國家戰略新動力源的“試驗田”。
              筆者認為,“三大任務”均聚焦于市場化機制建設,培育內生新動力成為“三大任務”共同的核心問題,這與面對全球經濟轉型發展的挑戰不無關系。調查機構IDC研究認為,到2021年,全球GDP的數字化比重將超過50%,屆時,數字經濟總規模將達到45萬億美元,其中,我國數字經濟比重將超過55%,達到8.5萬億美元。直面全球經濟從有形資產向無形資產轉變,對有形資產投資讓位于無形資產投資的挑戰之際,我國更需要審時度勢并重新調整國家發展戰略。
              數字金融賦能“三大任務”
              在信息技術的推動下,加密算法、決策樹、計算速度和經濟理論等迭代發展速度明顯加快,運用密碼學知識來證明歷史信息的正確性,并采用激勵機制來保證經濟活動的邊際效用最大化和沉落成本最小化,進而演化為以共同基金形式的社區通證化分布式共識生態自系統,為數字金融的規模化發展奠定了基礎。究其原因,市場主體運用代碼形成的多樣性智能合約,通過應用層節點的非對稱加密技術,在“端、網、云”間開展代碼交付、代碼會計處理、代碼風險評估和稽核等代碼化的金融服務和管理,為市場主體提供了代碼經濟的發展空間。與此同時,代碼經濟也對監管和法律等傳統制度提出了新挑戰。
              筆者認為,數字金融是銜接上海“三大任務”國家戰略與激發市場活力之間的最佳載體,作為承接國家戰略的“試驗田”,應當加速上海數字金融市場的先行先試,以此作為提升市場主體內生動力的“利器”。
              目前,我國數字金融的監管尚處于趨嚴狀態,反觀英美日等發達國家,已漸漸形成各自的數字金融市場準入制度與法律框架體系,例如,英國的“監管沙盒”機制、美國的法案引領和市場共識機制、日本的自律監管體系等。由此看出,國際數字金融監管模式是結合自身市場特性而形成的共識與發展的監管制度,沒有固定不變的可照搬照抄的模式,需要走自己的發展之路。我國數字金融發展需要結合我國的發展實際,對接自貿區新片區、長三角一體化建設以及科創板等市場,探索上海數字金融監管機制和模式,用分布式互聯網迭代發展思維激活主體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為此,筆者建議如下:
              “監管沙盒”可作為上海自貿區數字金融試驗選項之一 在國際數字金融監管模式漸漸形成之際,筆者發現,“監管沙盒”僅是模式中的一個選項,創建“縮小版”的真實市場和“寬松版”的監管環境,在小范圍試行“監管沙盒”機制,對推動上海自貿區數字金融試驗和在循序漸進科學評估基礎上試點、總結、推廣成功可行的經驗,形成適應分布式數字貨幣發展新模式、新制度,為國家層面可復制可推廣的整體改革積累一定的經驗。
              完善管理架構是上海數字經濟發展的第一要務 我國應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監管沙盒”實施經驗,探索研究跨業務跨地區的溝通機制,加強加密貨幣社區溝通能力建設,這是上海數字金融發展的必由之路。公司自治、行業自律、行政監管、司法演進、互相遞進等新型的發展理念,是共識機制形成的路徑依賴,也是共識平臺搭建的初衷,需要市場主體、行業組織、行政監管和司法等共同參與、共同維護和推進,形成自治、自律、行政、司法等完整的市場治理體系,政府應當統籌思考并予以落實。
              筆者建議,由行業協會成立跨部門協調小組,著重研究市場共識與自律的數字化制度建設機制,推動市場共識需配置的技術創新平臺建設。在金融管理部門之間,上海應建立金融創新與金融科技監管的定期交流機制,搭建監管經驗和意見的交換機制,培育市場主體主動與監管部門共同探討和完善共識的監管機制和平臺,監管部門應增加透明度,共享測試企業的數據和經驗案例,為適時調整政策措施提供支持。與此同時,測試企業又要為市場各方提供更為豐富的加密信用數據和信息,為數字經濟金融的社區發展提供便利。
              與香港和新加坡等建立對接溝通的上海機制 通過跨區域聯合監管,建立流程簡化、縮短測試時間、鼓勵風險可控金融創新項目的跨區域推廣等平臺,在上海推行的數字金融創新項目,經其他地區申請測試并通過審核后,可組成跨地區社區進行三地同步的群體測試,形成經評估可在實體市場推廣的跨社區項目。
              建立與數字金融發展相適應的上海制度 “監管沙盒”為金融機構和初創公司開辟了一個安全的運作空間,在守住相應的風險底線的同時,初期的審批可適當控制金融產品創新數量和服務體量,允許試驗創新產品和服務。與此同時,監管部門需要以與市場主動溝通在先、制度建設隨后的理念來培育市場,如代幣的商品與證券的分類等。
              另外,在規范經營、風險防控、信息系統和人才儲備等方面,上海應當率先形成比較成熟的數字金融產業鏈,可借鑒英國與美國模式,對初創公司數字化經營實施精準引導。監管機構還應當與市場共同探索,對每個測試項目可由專人跟蹤,增強對監管測試的針對性,及時掌控市場的新情況、新問題,對試驗反映的政策、措施和法律等,上海應當率先提出應對預案。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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